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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革命斗争
更新时间:2014/9/25

    1929年春,共产党员张景昉受西北军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曹店镇,发动群众,开展党的活动。次年春,南召县第一个党小组——中共曹店小组成立。1931年1月,中共曹店小组扩建为中共曹店支部。此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县的革命阵地迅速扩大,革命力量不断增强。1935年2月,在鄂豫边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南召区委,边区团委书记方德鑫任区委书记,姜宗仁任组织委员,臧贞干任宣传委员。区委下辖7个支部,3个直属党小组,有党员77人,革命力量遍布全县绝大部分地区。区委成立后,积极筹建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斗争。至抗战爆发前南召地方党组织先后组织领导了师范学潮、风麓小学反罗斗争、县城学潮、营救方、张斗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并倾其所能,积极支援边区红军,成为全县革命斗争的一支中坚力量。
一、 师范学潮的兴起
  1933年秋末,在鄂豫边临时工委的主持下,中共南召师范支部成立。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员工党员,并开展革命活动。迅速壮大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和仇视。1934年1月底,国民党县政府令董事长杨铸英严格规定教学内容,把语文课改为古文课,并举荐一位老秀才专讲八股文,解聘经理李心清;将有共产党嫌疑的员工乔全义解雇学籍。为了党组织的安全,李心清劝阻员工们要求进行反抗的愤怒情绪,安排好党的工作后离开了学校。师范党支部在由乔全义继续领导一段后,姜宗仁接任书记。同年3月,县政府又下令,由国民党县党部干事赵广心任师范董事长,企图控制师范学校。
  师范党支部为了保住师范这块活动阵地,决定掀起一场反对赵广心任董事长的斗争,以作为对国民党政府顽固势力的回击。在党支部直接领导下,以党员为骨干,积极串联进步经理和员工,反对赵广心进校接职。一时群情激愤,满校沸腾,高喊“咱们虽没有枪,没有炮,但有的是棍棒”。员工们分组排班,手持棍棒,日夜轮流站岗放哨,守卫在学校大门口。此时,原董事长杨铸英为了自己的私利,也积极奔走于地方绅士之间,争取对反赵斗争的支撑。赵广心看到这种形势,未敢贸然进校接职。
  党支部遂组织员工向学校请愿,要求改善学习条件,购置体育、音乐器材,以开展文体活动,学校当局以无经费推辞,于是支部又组织员工到县教育局请愿。面对怒不可遏的形势,县教育局被迫应允拨款。
  1934年5月,女师部主任吉丹林发现失学青年李荣身给吉姓一女员工写恋爱信,便串通县政府逮捕了李荣身,并重打20大板,关入监牢。消息传出,群情哗然。鄂豫边工委获悉后,指示南召师范党支部要借此机会,给国民党当局一沉重打击。支部便组织员工集体向县政府请愿示威,指责县政府干涉青年恋爱自由,要求释放李荣身。县长杨必昶自感理屈,在群情盛怒下避而不见,授意董事长杨铸英答复员工,允许释放李荣身,请员工回校。但是,当员工们刚进学校门,杨铸英便带领警察冲进学校,宣布将请愿示威的积极分子李延唐(中共党员)、臧惠民(中共党员)等四位员工解雇学籍,强令马上离校。面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党支部组织员工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课斗争。他们首先砸毁了董事长杨铸英的住室,串联女师部和前学小学配合行动,建立了联合罢课委员会,向政府当局强烈提出:释放无辜青年李荣身,吉丹林必须公开向李荣身道歉,撤换董事长杨铸英。并发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师范员工的带动下,各校员工连同家长纷纷响应,一齐参加罢课斗争。国民党县政府迫于群众压力,不得不答应无条件释放李荣身。与此同时,师范支部写信向国民党南阳专署控告揭发南召县政府和学校当局无辜迫害员工的罪行,还派代表到南阳、方城及本县各学校求援。县政府畏于员工的压力,便释放了李荣身,收回被解雇的员工,将董事长杨铸英驱逐出校,并解雇了4名“校狗”。学潮斗争取得了全胜。
二、凤麓小学的反罗斗争
  曹店党支部成立以后,张景昉以支部为依托,创办了为贫苦农民服务的民办义务小学——凤麓小学。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办得生气勃勃,蒸蒸日上,入校员工达200多人。
  1934年,国民党南阳专员罗震在回曹店探家时,看到家乡有这样一所兴盛的民办小学,顿时觉得脸上增加了不少光彩,兴奋之下拿出50元大洋嘉奖凤麓小学。但这笔钱却被曹店镇长罗朗轩截扣。张景昉为追要此款,与罗朗轩发生了争执。至此,罗朗轩由嫉妒到恼怒,以“有共产党嫌疑”为借口,呈请国民党县政府,免去张缉堂的董事长职务,企图让罗朗轩的帮凶傅伟勋任董事长。对此,员工及家长们气愤异常,无一人到校上课。这时,曹店党支部根据特支的指示,借助群众反罗的高涨情绪,在野地搭起大棚,坚持上课。罗朗轩又指使公办小学组织流氓打手把住各个路口,向凤麓小学员工寻衅闹事,威胁利诱凤麓小学的员工,不准他们去上学。党支部带领员工及其家长向这些流氓打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将学校坚持办下去,张景昉和经理张清廉出面借用北寨外李庆勋家3间瓦房,继续上课。一面上课,一面揭露罗朗轩等人企图搞垮义务小学的阴谋。
  1935年5月26日,罗朗轩派武装查封了凤麓小学。这天,曹店街逢集,赶集的群众和员工家长,见此情况,异常气愤,手持扁担、棍棒,团团将镇政府围住,质问罗朗轩为什么查封凤麓小学。罗朗轩等龟缩于镇政府内,大门紧闭,始终不敢与群众见面。这时,凤麓小学校董张志顺、褚盛魁出面劝解,群众才愤愤离去。
  群众散去后,罗朗轩以“纠众暴动,破坏教育”的罪名,将张志顺、褚盛魁绑送到县,并判刑一年零三个月。对此,曹店党支部组织群众,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一方面组织员工请愿,组织群众写诉状;一方面上诉南阳专署控告罗朗轩欺害乡邻的罪行。专署下示不理此案后,又组织群众上诉到信阳高等法院,提出:张、褚二人实为出面劝解,并没“纠众暴动”。同年6月,张志顺、 褚盛魁被信阳高等法院定为无罪释放。他们回到曹店时,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以庆贺这次斗争的胜利。
三、 县城学潮的发展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广心欲任县师范董事长不成,便在县政府和劣绅支撑下,谋夺县中董事长职务。他收买拉拢落后员工、地痞流氓,向进步员工寻衅闹事,企图制造混乱,并向国民党县政府诬告县中董事长张中仁侵吞校款、吸食鸦片、违背政令等。张中仁一气之下,弃职离校返家,赵广心取而代之。当赵任董事长的委任令下达后,县中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一方面发动师生召开声讨大会,痛斥赵广心为非作歹的卑劣行为,一方面采取武装行动,打击其爪牙。
  1935年3月19日,在县城南石庙的庙会上,赵广心的3名打手拦路谩骂县中员工张万举。特支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采取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斗争,狠狠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从师范、县中、小学挑选一部分身高力大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员工,以集体赶会看戏为名,由特支书记姜宗仁、县中党支部书记王凤举统一指挥进入会场。按照事先部署,暗中几个员工包围1名打手,只听哨声一响,即行围打。赵广心的3个打手被师生们打的鼻青脸肿。事后,在师生们群情激愤的热潮中,特支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选派王凤举、尹高春(又名李萍)、赵安良等8名员工作代表,专程到国民党南阳专署请愿,控告赵广心破坏教育,摧残员工;贩卖鸦片,贪赃枉法;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等罪行。并拟稿印刷,以邮代电投递全国各地,大造舆论。还串联全县各地经理联名行文上告,迫使南阳专署、南召县政府撤消了赵广心县中董事长的委任令。
  赵广心谋夺县中董事长职务未逞,遂再次串通县政府,企图夺取县教育局长职务。1936年4月,国民党南召县政府下令,免去徐维善的教育局长职务,任命县党部书记赵广心兼任教育局长。当时区委认为赵广心是国民党顽固势力的代理人,他任教育局长对整个党组织的活动不利,决定以“拥护徐维善继续任教育局长”为口号,向赵广心开展合法的政治斗争。于是发动以县中师生为主,团结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利用社会上一部分人与赵广心的矛盾,会同知名人士,联合向国民党省政府控告赵广心。指出:赵广心道德败坏,追逐县中一汤姓女生至家中,并以15元大洋为诱饵,逼其母亲说服女儿与其成亲。赵广心被该生母亲痛骂一顿后悻悻而去。省政府迫于民怨,指令国民党南召县政府审理此案。此时,适逢省督察委员巡回到南召县,令其督办此事。开庭之日,各界人士纷纷声张正义,蜂拥到场。经理、员工代表也纷纷出庭作证。女员工、共产党员汤家芝(汤平)为了党的利益,不惜忍辱负重,当场揭露赵广心追逐自己、企图不良的丑恶事实。汤家芝的母亲也出庭作证,揭露赵广心的卑鄙行为,在场群众对此无不愤慨。赵广心在众目睽睽之下狼狈不堪。国民党县政府只好草草收庭。对此,赵广心恼羞成怒,当天,他又带领亲信到汤家寻衅闹事。赵广心这种专横跋扈的行为,更加激起群众的义愤。
  在群众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党组织决定进一步打击赵广心的嚣张气焰。1936年暑假,共产党员崔天章、张宗谦率领广大进步师生包围了教育局。赵广心闻讯,仓惶逃窜。愤怒的人群把赵的衣服用具撒扔一地。接着,大家又追到县党部,仍未抓获赵广心。群众把他的办公室捣毁。赵广心畏罪逃离南召。这次学潮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师生的革命斗志。
四、 营救方、张斗争
  在曹店党支部领导的反对罗朗轩吞并民办风麓小学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罗朗轩气急败坏,千方百计寻机报复。罗朗轩处心积虑,不惜以重金、庄田和美女为赌注,拉拢共产党员许国英。许国英抵不住诱惑,很快成了叛徒,充当了罗的“走狗”。许向罗透露了他所知道的曹店党组织的情况,并伪造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罗朗轩得此情报,欣喜若狂,遂策划破坏南召党组织。1935年7月11日下午,区委书记方德鑫由县城前往杨树沟姜宗仁家参加区委会议,途经曹店,当晚住在张景昉家。许国英发觉后,马上向罗朗轩密报,罗朗轩随即带人逮捕了方德鑫和张景昉。
  方、张被捕,是南召县出现的第一次共产党员案件,国民党县长杨必昶亲自开庭审问。方德鑫以赴洛阳,顺路在曹店访友为由,竭力避开与曹店党组织的任何关系。张景昉反以宗族矛盾为由,一口咬定罗朗轩是仗势欺人,诬告好人,公报私仇。杨必昶拿出那张捏造的共产党员名单,追问方德鑫、张景昉。方、张二人明确指出那是捏造。杨必昶穷凶极恶,竟动用大刑,杠子压,皮鞭抽,威逼供认。但这丝毫没有动摇方、张的革命意志。
  方、张被捕后,南召区委作了紧急部署,要求党员坚定革命立场,严守党的机密,为营救方、张作出一切努力。接着,区委书记姜宗仁专程到鄂豫边省委汇报了这一事件。省委书记张星江当即随姜宗仁来南召营救。张星江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隔住监狱的后窗,同方德鑫、张景昉二人见面,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直至胜利。方、张二人在危难中,得到鄂豫边省委书记的探望和指示,心中激动万分,当场表示:“请组织放心,决不辜负党的教育,决不连累别人。”
  根据张星江的指示,南召党组织积极投入营救方、张的斗争。曹店党支部发动党员和群众以及张景昉的亲友,筹集款项,作为营救方、张的活动经费。
  国民党县政府职员、共产党员张宗谦,按照党的指示,充分利用和政警队、保安队部分人员的朋友关系,商定了营救方案:如果当局判方、张死刑,则用狱中死囚作替身,蒙混国民党县政府;配合党组织武装劫狱;如果当局将方、张解押外地,便途中劫案。他利用职务之便,常到县政府翻阅案卷,了解审问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提供情报;他还利用人事关系出入狱中,向方、张转告党组织的指示,并将方德鑫写的家信转交给姜宗仁。
  国民党县政府为了及早结案报功,把捏造的共产党员名单上的人一一传讯,但无一人承认。在此情况下,罗朗轩和其帮凶李敬吾又伪造了一份悔过书,强行让共产党员李金友按上指印,报送县府。县长杨必昶得到李金友的悔过书后,对方、张分别进行反复审讯。但方、张始终正气凛然,毫不屈从。
  这时,曹店党组织发动200多人,联名控告罗、李的罪行。并派人在县城大造罗、李仗势欺人,陷害良民,破坏教育,恶贯满盈的舆论。党组织帮助李金友写了“捏造证据,强行按印,陷害好人”的辩诉书。事隔两天,县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将罗朗轩、李敬吾传讯到庭与李金友对质。李金友义正词严,当庭作证道:“悔过书是假的,是他们写好后,几个人抱住我强行按的指印。不信你们看,连纸都捣破了”。审判官取过悔过书一看,指印处果真有纸破痕迹,遂质问罗朗轩、李敬吾。罗、李张口结舌,无言答辩。李金友趁势又列举了罗、李24条罪状,只揭得罗、李面面相觑,满头大汗。李金友进而追问说:“如果没这些事,你们为什么吓的满头大汗?”此时,要求保释张景昉的人和在场群众纷纷议论讥笑,满庭哗然。审判只好草草收场。
  罗朗轩、李敬吾当庭对质失败后,曹店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乘胜追击,要求释放张景昉的保释状和控告罗、李罪行的诉状连续不断地向县政府投递。短短数天内,国民党南召县政府竟收到数千份状纸。这虽不能拯救方、张二人的危难,但也给南召县国民党地方当局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为,毕竟罗姓地霸作恶多端,有众多证据掌握在群众手中。同时,方德鑫的家信(其祖父与南召县长杨必昶是故友)和当地政府为方开的身份证明信,也从唐河送到南召县政府。使这场所谓共产党的政治案件完全转化为地方派别斗争。这时,杨必昶感到此案棘手,决定将案件上呈。南阳专员罗震虽也是南召县罗姓的人,但与张景昉是私塾同学。他深知张景昉在曹店群众中的威望和族弟罗朗轩的斑斑劣迹。所以,当方、张被解到南阳后,罗震拒绝受理此案。
  方、张转回南召后,罗朗轩、李景吾受到国民党县政府的斥责。罗朗轩无奈,把最后一张所谓王牌——叛徒许国英抛出来作证。许国英当庭指出,张景昉是他的入党先容人,方德鑫是南召共产党的头。方德鑫拒不承认认识此人。张景昉一口咬定这是诬告陷害,血口喷人。并将罗朗轩用金钱、庄田和女人,收买许国英的事实全盘托出,说的许国英理屈词穷,低头不语。许国英作证失败,被当作罗、李的替罪羊关押起来。
  南召县政府难结此案,遂将方德鑫、张景昉、李金友、许国英解送开封绥靖公署军法处审理。曹店群众控告罗、李的状纸也随之送到了开封。在审讯中,方、张、李仍坚持原口供。罗朗轩、李敬吾承认悔过书是假的,并推卸责任说是许国英报告的,他们是按政府法令办事。恰在此时,曹店党组织查出许国英在国民党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当兵时,见财起意,劫掠萧部一副旅长母亲财物,因害怕而潜回家乡曹店,国民党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也正为其劫财一案四处悬赏通缉许国英。党组织迅速将许的情况写信告之驻扎在湖北省宜昌的萧部。萧部得此消息,即派执法队赴开封,押走了许国英。之后,许被枪毙于湖北宜昌。
  许国英真实面目的暴露,自然将与其沆瀣一气的罗朗轩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南召党组织乘胜追击,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控告罗朗轩。开封绥靖公署不得不于1936年春无罪释放了方德鑫、张景昉和李金友。
五、 支援边区红军和继续发展革命武装
  1936年3月28日,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在桐柏县平氏夺枪后不幸英勇牺牲。敌人调集军队对游击区进行清剿。4月,新任省委书记仝中玉、组织部长王国华和红军游击队队长周骏鸣带领游击队,机动灵活地坚持开展武装斗争。游击队不但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而且化被动为主动,在打击敌人中保存和壮大了自己。
同年4月,樊合典奉鄂豫边省委指示来南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加强了对各支部的联系。10月,在留山重新组建了南召区委,书记樊合典,委员乔全义、崔天章、张宗谦,下辖6个支部、4个直属小组,党员72人。根据鄂豫边省委指示,区委动员青壮年参加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发动“拥红”募捐,支援边区红军游击队;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共产党员王明章、祖庚耀、姜峻山、李金友等10余人先后被派到鄂豫边区参加革命游击队;并募捐银币数百元,送往鄂豫边区,作为红军游击队的活动经费。1936年秋,由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流动较大,省委随游击队活动,使南召党组织一度与省委失掉了联系。至此,“拥红”募捐、支援边区的活动停止,组织发展也转入低潮。
  1936年12月,由王国华接任中共鄂豫边省委书记。省委决定把下段工作的重点放在建立稳固的群众基础上。为此,省委派王明章、李金友回南召,筹建地方革命武装。他们回来后与青山共产党员朱宝林(后改名朱晓山)联系,拟定了在南河店西北山筹建地方革命武装的方案,由朱宝林、刘亚樵(后改名刘同春)、魏振华组成筹备小组,并确定由7个党员作骨干,积极筹备枪支和经费。他们采取白天侦察情况,夜晚夺枪的办法,搞得地霸劣绅惶惶不可终日。在筹集枪支和经费中,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一次,共产党员张付合和高老大为筹集物资,奉命到板山坪皇路垭截击大烟贩,不幸被当地保长抓捕,以土匪罪名投入监狱。他们为了党的利益甘愿背上土匪罪名,至死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意图。结果,高老大死在狱中,张付合被国民党县政府抵作壮丁。共产党员李金友、王明章在一个晚上为夺取一家土豪的枪支,被土豪发觉,当即遭到枪击。王翻墙出走时,一条腿被摔伤,致使终生残废而毫无怨言。这种抢枪和筹集物资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次筹建革命武装的斗争虽未实现原定计划,但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锻炼了党员群众,为以后发展革命武装培养了骨干。
  1937年初,南召党组织为了发动群众,还在留山发动了一场反霸斗争。留山联保原由刘廷玉、李干卿、吴善卿三霸统治,各霸一方,残害人民。同时,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时有尔虞我诈、相互侵犯之事发生。张宗谦到留山乡任联保主任后,不仅安排共产党员王凤举到联保处工作,撤换了作恶多端的保长,还利用该三霸之间的矛盾,联合刘、李,打击吴姓恶霸,上报吴善卿与日本特务段汝耕有勾结。国民党南召县政府将吴捕获归案。后吴不惜用重金贿赂获释。吴善卿回留山后,对张宗谦耿耿于怀,曾借一鸦片烟贩在留山附近被害一事,用金钱买通苦主,诬告张宗谦劫财害命。同年4月,张宗谦被捕,后当真正的凶手被捕获,才无罪释放。事实教育了群众,使广大群众更加认清了吴善卿的丑恶嘴脸,为地下党组织继续控制政权,发展革命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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